追寻鄂尔多斯地区长城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乔明甄自明
长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代表性建筑，是历史留给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鄂尔多斯市境内共有战国、秦、隋、宋、明五个时代的长城，总长公里。战国秦长城由南向北分布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东胜区，全长94公里。秦长城分布于鄂托克旗、达拉特旗，全长39公里。隋长城分布于鄂托克前旗，全长2公里。宋长城分布在准格尔旗，共有20余座烽火台和3座古城。明长城分布于鄂托克前旗、准格尔旗、鄂托克旗，全长83公里。鄂尔多斯地区是内蒙古乃至全国长城历经时代最多、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
鄂尔多斯地区分布多处长城的成因
鄂尔多斯高原南端，正好是年降水量毫米上下的分界线，也是我国牧区与农区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上，年降水量毫米线因气候原因在南北摆动，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也随之南北移动。自古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地，而鄂尔多斯高原以南地区是中原农耕王朝的粮食产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迥异的文化和习俗在这里碰撞和互融，又因为政治、军事、经济的原因，使各民族在这里冲突和融合。鄂尔多斯高原的长城地带，从商周以来，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王朝军事之争的中心地带，战国、秦、隋、宋、明等时代在这里修筑长城，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军事防御的前沿阵地。同时，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产生相互的差异和贸易需求，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融，使鄂尔多斯高原又成为多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
长安是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古高原是该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鄂尔多斯高原地处长安和蒙古高原的中间地带，地理位置极端重要。中原王朝北进大漠，必须先占领鄂尔多斯地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中原，也必须经过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和交通枢纽要地，长城便成为各个历史时期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长城应运而生。
长城，是军事防御的设施，更是向往和平的象征。中原农耕民族等相继修筑长城，更多是期盼以长城为界，和平共处，长城内外的各民族守望相助，发展生产，安居乐业。
鄂尔多斯地区的长城文化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先生指出：“长城文化”首先是中国古代修建和使用长城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中华民族精神。其中，也包括依托长城所形成的，反映长城内外民族特质和社会风貌的文化。长城内外不同群族的内在精神，通过文化的传承、创造和发展，既表现出民族特色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是中国历史留存下来的标志性文化遗存，包含着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这个精神内涵最后凝聚成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长城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标志。长城所体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史上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长城在鄂尔多斯高原已有多年的历史，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形象生动、脍炙人口的关于长城的传说和故事，一代代讲述下来，形成了鄂尔多斯长城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长城文化在今天鄂尔多斯大地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成为长城联系古代与现代穿越时空的文化纽带。鄂尔多斯高原流传千古的部分长城文化传说和故事有：
故事一：秦始皇跑马修边墙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的战国秦长城沿线村落，在年纪大一些的老乡中间，流传着“秦始皇跑马修边墙”的故事，内容非常生动，说的是秦朝建立以后，打败了匈奴，秦始皇骑着一匹宝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驰骋，秦始皇骑着宝马跑到哪里，边墙就修到哪里，这样就在鄂尔多斯地区修筑了许多边墙。
故事二：孟姜女哭倒长城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东胜区等地，流传着一个鄂尔多斯本地版本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传说，秦始皇深信民间“亡秦者胡也”的说法，派大将蒙恬率军攻打匈奴，并征召全国的年轻人到北方修长城。孟姜女的丈夫也被强制派往前线修长城，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回来。孟姜女千里寻夫，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鄂尔多斯，最后听一个牧羊人说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被埋在长城下面充当了墙基。孟姜女只能以哭声和泪水来抗争和寄托哀思。她每爬一座山，就哭倒一段长城，终于在一段倒掉的长城墙基下找到了丈夫的尸骨。传说在险山、沟壑处消失了的一段段长城墙，就是被孟姜女哭倒的。
故事三：昭君出塞
汉元帝时，王昭君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后宫，因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她的画像被点上了丧夫落泪痣，数年得不到皇帝宠幸。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请求和亲，昭君不愿久居深宫，自愿出塞远嫁匈奴。在临辞大会上，昭君顾盼神离，众人为之倾倒，皇帝想留下昭君，但又苦于不能失信于匈奴，便赏给许多贵重嫁妆，将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为妻，并封为“宁胡阏氏”。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出塞，经由陕北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走秦直道、越长城、渡黄河北行进入大漠。从此，汉匈之间结束了多年的战争局面，和亲相处，形成了长期的和平安定局面。
故事四：君子津的故事
南流黄河上的君子津渡口，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喇嘛湾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交界地带，这里曾是古代黄河上的重要古渡口。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桓帝十三年，桓帝要到西部榆中（今鄂尔多斯中部）巡视，而后东行到代地（今河北）。一位来自洛阳的大商人，携带着许多金银货物跟随在桓帝后面同行，因夜间行路迷失了方向，商人投奔到附近渡口的船家那里要求渡河。船家名叫子封，又是古渡的津长。子封划船送商人渡河，不料商人突然病发身亡，古渡津长船家只好把商人的尸体埋葬了。
商人的儿子得知了父亲的死讯，跋山涉水，千里寻父，第二年终于见到了古渡津长。津长将他领到他父亲的坟前，说你父亲就在这里。当商人儿子将父亲的尸骨从墓中起出来时发现，父亲贴身的银两和金银财物居然完好无损地同父亲葬在一起。商人儿子被津长的高尚品德所感动，便要把这些金银财物全部赠给他，津长坚辞不受。汉桓帝听说这件事后，称赞这位津长“真是君子啊”，随即就把这处渡口称为“君子津”。
君子津的诚信故事，从东汉起一直流传了近两千年。千百年来，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不贪图不义之财、坚守道义、忠诚守信，成为君子津故事鲜明的不变主题。
故事五：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指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用马匹、皮革、香料、珠宝等物品，与长城以内的汉族交换茶叶、丝绸、铁器、瓷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大规模集市性贸易活动。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初年，汉朝对匈奴人就开放“关市”，后来发展到宋辽夏金时期的榷[què]场、明代的茶马互市。明代隆庆封贡之后，明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周边设立的马市主要有榆林镇北台附近的义马城马市、盐池的花马池马市和鄂托克前旗清水营东城互市等，专供商贸交易流通。自此，封贡互市和民间小市、月市一直流传、传承到今天，并发扬光大，成为鄂尔多斯高原长城带民间蒙汉各族人民的一种传统的生活和贸易习俗。
故事六：走西口
走西口，是指从明代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时期，大批山西人、陕西人等通过长城各关口进入口外地区，发展农耕，带动北部地区繁荣和发展的历史事件。鄂尔多斯高原与晋西北、陕北相邻，这里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成为晋陕居民外出耕地、经商谋生的首选之地。西口文化包含着晋陕汉族移民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也体现着鄂尔多斯蒙古族宽厚诚实的仁爱品格。西口文化是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和谐文化。西口文化中，彰显了鄂尔多斯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谐性。
“哥哥我走西口，小妹妹呀实在难留，手拉着我哥哥的手，送我送到大门口……汪汪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只恨哥哥我不能带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我早回到家门口。”一首走西口，唱出了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艰苦创业的辛酸史和奋斗史。
故事七：漫瀚调
漫瀚调，又称蒙汉调，是民歌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流行于蒙古族、汉族杂居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等地，是鄂尔多斯高原蒙汉民族音乐交流融合的结晶，准格尔旗也因此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漫瀚调艺术之乡。明清时期以来，蒙汉民族在这里一起生活劳动、和睦相处，劳作之余或婚嫁节庆常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巧妙地吸收了陕北信天游、晋西北山曲和爬山调的汉语歌词进行演唱，寄托和交流心中的情感。漫瀚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独特的音乐旋律；二是以比兴为主的诗化歌词；三是即兴编词对歌的表现形式。漫瀚调，是蒙汉人民长期共同培养、浇灌出的一朵民间艺术奇葩，已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
故事八：鸡鸣三省
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小占社，在今天内蒙古、陕西、山西三省区交界处，明代延绥镇（榆林镇）长城的内长城和外长城的中间地带，黄河S型转弯的第一个弯上，今天素有“一脚踏三省、一桌吃三省、一个快门拍三省”之说。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古迹甚多，文化底蕴深厚。
这里是山西人从西口古渡过黄河后“走西口”途经的路线之一，也是陕西府谷东北部的民众“走西口”途经的路线之一。走西口的民众从小占的一个路口往北走越过长城进入准格尔，再到达拉特、包头、五原、临河等地。这里有明长城、有古渡口。在西口古道上，发生过许多走西口路上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民族文化在这里融合，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这里的漫瀚调、二人台等都是蒙汉民族和谐相交、文化融合发展的充分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yù]下的鄂尔多斯长城文化
古塞雄关，烽燧望断。鄂尔多斯高原地处内蒙古中南部，南接中原、北通大漠，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族等多个北方游牧民族都曾在这里放牧、崛起。战争年代，长城内外金戈铁马，奋力厮杀。和平年代，长城两边自由贸易，民族交融。南面农区的粮食、丝绸同北面牧区的牛羊、皮革、马匹、池盐等产品都在这里贸易交流。同时，鄂尔多斯地区地处交通要道，宜农宜牧，使得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历朝历代沟通关中与塞外乃至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成为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和中心区域。
鄂尔多斯高原，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黄河岸边，长城脚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两种经济形态背景下产生的文化，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弥新，在鄂尔多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根绽放，成为北方中华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源泉。追寻鄂尔多斯地区的长城文化，深深感受到在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互相碰撞补充、相互融合发展，承载着商贸流通、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使命，最终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也是民族的情感纽带和心灵归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到“五个认同”，构建各民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包括鄂尔多斯地区长城带在内的中国北方长城带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遗产现状充分证实，我国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长城内外是家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人民长期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作者简介
乔明：鄂尔多斯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鄂尔多斯市政协文化文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研究室（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甄自明：鄂尔多斯市政协文化文史专家委员会委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