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唢呐艺术是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

俗话说:“怀抱几字湾,感悟黄河魂。”在黄河中游的“几”字形区域里,几千年来,各个民族围绕在内蒙古境内千米长的黄河几字湾两侧演绎着文化交流的传奇。以河套地区最为代表。它有着黄河文明、草原文明多元融合文化的特点,展现了黄河几子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融合的黄河厚度,形成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完美结合的独特风格。

这里北越阴山与广袤的欧亚大陆草原比邻,南隔黄河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亦农亦牧的人类家园。九曲黄河是蒙汉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地区。从蒙昧的远古时代开始,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诞生过考古学上著名的“河套人”与“河套文化”。

进入文明时代,这里又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部族交流、交往的前沿阵地。秦汉长城的雄伟身姿至今仍蜿蜒屹立,草原民族的“无字天书”——岩画尚历历在目,历代戍边士卒留下的遗迹、遗物不时呈现在我们眼前……

民族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交流成为常态,涓流汇聚、奔腾东去的黄河是中华民族伟大脊梁、初心不改的精神象征。在黄河流经内蒙古高原这片土地里,从史前人类生息繁衍的居所之地,到始前农耕、猎禽文化的出现。

在北方青铜文明的开端,到雄伟长城的伫立;从历代王朝与蛮夷部落联盟的更替,到汉唐边关壮士的开垦耕耘;从辽宋夏金元到明清时期农牧交错、时农时牧的高度融合的思想意识,到清末民国以来中原农耕各族的北上荒垦,引黄灌溉。

独有的自然环境条件、历代农民百姓辛勤劳作,造就了这里农牧交错经济带的独特地域经济和优厚的人文环境,也成就了其文化多元、千姿百态、交融共存的人文特色。我国典故中的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千古经典与壮丽赞美史诗,正是汉蒙民族交流融合,携手并进的真谛。

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清水河县每年“黄河文化旅游节”唢呐展演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文化特色活动。历史沿革形成与发展自古以来,黄河向世界宣言着北方草原游牧特有的文化情愫,并在激荡的历史波涛中与中原农耕文化交相辉映,挥就出草原文明与中原“礼乐”文明相融的历史交响。

不论是内蒙古西部区汉族的“爬山调”,蒙汉交融的“漫瀚调”,还是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曲牌”等,无不彰显着在这片独特的热土上,所回旋出的人文品格和华彩乐章,也拨响了我们讴歌美丽内蒙古的音乐心弦。

我国内蒙古唢呐艺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蒙古族演奏的胡笳、毕休固尔等少数民族乐器;第二类为汉族文化从山西晋北一带传入(忻州、原平、定襄、五台等)在当时艰苦的岁月中,民间艺人流浪乞讨的生活状态下,一批又一批苦难百姓背离家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扎根实干,开发了内蒙古。作为移民主流的山西移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山西移民人数占绝大多数,因而,内蒙古的移民文化就自然的有了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拓展。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史诗,强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为加深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有序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内蒙古唢呐艺术是从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高原垦荒、经商的移民过程中(走西口)带过来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其所在地历来众说纷纭,比较广的看法是,最久远的“西口”泛指黄河渡口“西口”,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词中唱到走西口路线,晋西北的河曲偏关等地可以渡过黄河“西口”,从陕北府谷(古城),进入内蒙古。

后来“西口”指长城关口,由于“走西口”的群体浩荡,对于不同地区的群体而言,“西口”的确切所指实际且不同,“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两地不同地区至内蒙古的多个要道关口。

“二人台”中极具特色的典型之作《走西口》,是当地唢呐乐人最擅长演奏的曲目,运用唢呐、管子、口琴子、龙头号、嘣杆子等乐器及表演形式,几种乐器交替吹奏表现了太原府女子玉莲,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背井离妻,外出走西口。

表现了一对无奈离别的新婚夫妇,在离别时节凄苦难舍的情景。唢呐乐人们的演奏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饱含着时代的沧桑。乐人们除了二人台,还演奏山西晋剧、门楼调和歌曲,是当地群众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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