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景区位于杭锦后旗头道桥镇东北约5公里处，地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西部，距国道、京藏高速公路15公里，交通便利，是临河、陕坝、磴口的三角地带，工程总投资万元，到年底全部完工；总占地面积约多亩，其中水域面积约多亩，另有湿地、沙丘交错分部，整体环境植被良好，水源丰富。
杭锦后旗是“走西口”文化的典型地区，正是由于后套灌溉农业近二百多年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口“走西口”，并形成了蒙汉民族文化交汇、北方晋陕甘豫文化混合杂烩的特色文化区，为了挖掘这一历史文化，打造特色旅游景区，景区主打品牌为山西晋商文化、走西口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的民族大融合。主要依据河套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将早期的纯蒙古游牧文化与明清时期“走西口”移民创造的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有机结合、和谐共处，演驿“走西口”衍生的那段传奇故事，缔造一出部名闻天下的移民血泪史，打造新型的河套民俗旅游市场。
景区内主要功能区分为：“走西口”民俗风情体验、观光区，河套农业、水利发展展示区，农耕文化展示区，“走西口”历史再现、感受区，婚庆礼仪举办区，青少年成人礼仪区。
核心区主体框架结构为一街、三巷、九大空间组合，即一条主街为农家特色小吃街，三条副巷分别为陕西巷、山西巷和甘肃巷，九大空间是通过民宅、商铺、庙宇、戏楼、婚庆礼仪举办、农耕文化展示、青少年成人礼仪、小型博物馆等展示晋、陕、甘在“走西口”时期的建筑、民俗等文化，其建筑风格以庄严大气、厚重古朴的明末清初仿古建筑为主。
走西口与河套文化
史料记载，河套最早的农业开发始于秦汉，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年），大将军蒙恬发兵30万击败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之后，在这里设置了九原郡，移民3万户拓荒屯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年），汉将卫青率兵击败匈奴，夺取河套，设朔方、五原二郡，从内地移民10万，在西起乌兰布和、东到乌梁素海的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到了唐朝，在河套地区屯田实边，并开始兴修水利，揭开了这里农业开发新的一页。及至明朝中叶后期，蒙古部首阿拉坦汗亦曾在河套进行农业开发。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自然的变迁，到明末清初，西部乌兰布和成了一片荒漠，东部后套平原遍布红柳和枳芨，成了蒙古族人的游牧之地。是后来兴起的走西口，才又带来了河套地区的新的农业开发。
这新的农业开发的第一人当数王同春。
王同春原为河北省邢台县人，清同治二年（公元年）12岁时随其父走西口来到河套。从15岁时起，对由黄河引水浇地发生了极大兴趣，后便经叔父王成推荐，效力于万德元商号，为其挖渠。清同治八年（公元年）王同春18岁，被万德元委任为施工渠头，谋划并指挥开挖了20余里长的短鞭子渠，几年后又作为股东，与万德元商号等合股开挖了四大股渠。后因与四大股渠股东之一的郭家发生矛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开渠，遂于光绪十二年（公元年）开始，先后在河套独自开挖和疏浚了义和渠、沙河渠、刚济渠、丰济渠、永济渠5条大干渠，与他人合伙开挖、重修了杨家河、灶火渠、通济渠，号称八大干渠；另帮助西公旗开挖了三公渠。
这八大干渠以及它们的分支，都无不浸透着走西口人们的血汗；也是这八大干渠的开挖疏通，带来了河套农业的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
以清光绪十八年（公元年）为例，那年中国北方晋、陕、绥、冀多省遭受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而这时王同春在后套凭借黄河水利，家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囤积着大量粮食。于是他决定以工代赈，于是那年冬季指定专人负责，在五原县城南四大股庙开办粥厂，作街市状分列两行搭起无数毡帐，接纳饥寒交迫的灾民，备有百余口大锅，由各牛犋送米送柴，每日两顿供灾民吃饭。灾民闻讯而来者如水之赴壑，一下集聚四五万人。王同春前后赈灾用粮3万余石。第二年农历春三月开始，王同春组织起上万名灾民为其挖渠。这样既救济了灾民，又解决了挖渠的劳力问题。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年）挖通了80余里的沙河渠。这些灾民大多来自晋西北和陕北，以后在河套定居下来，成为河套农业生产的主力。光绪二十七年（公元年），晋、绥、陕地区再次遭遇荒年，王同春也又再次开仓施赈，又有大量灾民流入后套。
民国十五年（公元年），绥远省东部和伊克昭盟一带遭受旱灾，难民再次蜂拥入套，光到临河县落脚的即4万余户。这些灾民虽来自绥东和“梁外”，人们称其为“东川人”和“梁外人”，但追其原籍，仍然是晋西北和陕北人居多。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当初走西口的人如风中沙蓬，在哪里落脚，不可能一步到位，许多晋陕走西口者，有的先到土默川一带落脚，有的先在梁外种“王爷地”。后套称土默川为“东川”；“梁外”指鄂尔多斯地域与陕北接壤的高原地，民谣唱“一翻坝梁心更伤”，“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可见鄂尔多斯地域与陕北、晋西北间有一“坝梁”之隔，所以被陕北和晋西北人称“梁外”。清朝那片土地都属蒙古王公贵族之封地，称“王爷地”。这时东川和梁外两个地方都遭了灾荒，人们不得不再次逃荒转移，于是旱涝保收的后套就成了晋西北和陕北人走西口人的最终的会聚之地。
在晋陕人走西口的历史年代中，亦有与内蒙古西界邻近的宁夏北部及甘肃民勤、武威一带的灾民移入后套，多数定居在河套西部的
走西口与二人台及爬山歌
走西口带来了河套农业新的开发，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民俗，同时也带来了民间艺术的融合。
据专家论证，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及晋陕冀部分地区、深受群众喜爱的二人台及爬山歌等艺术形式，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艺术融合的产物。
有关二人台产生的年代和发源地，包头市戏剧家和艺术评论家李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接触二人台，通过对老艺人的深入访问，并查阅了有关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李野先生著《多元融合的艺术――二人台》一文，引用了年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榆林小曲》书中的一段话：“大约六七十年前，经过一位萨拉齐（绥远省）蒙古族老艺人老双羊同几位汉族艺人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化妆演唱形式……这就是……二人台。”通过研究论证，李野先生认为二人台作为一种化妆演唱的戏剧形式，最早于19世纪70年代即清朝光绪年间，出现在土默川萨拉齐一带，演出的主要创始人是年出生于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云双羊，人称老双羊。
另一说是二人台产生于河曲，是河曲人走西口带来内蒙古西部的。此说亦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在二人台作为戏剧形式演唱之前，河曲地方就流传着一种独具韵味的民歌，其中就有同治年间即已传唱开来的《走西口》，后来河曲走西口之人把这民歌带到了内蒙古，就成为在内蒙古形成化妆演唱形式的二人台的重要的音乐元素和内容元素；同时来自河曲的演唱之人有的在内蒙古加入了职业艺人队伍，成了二人台艺人的重要成分。来自河曲之人用河曲民歌的曲调演唱河曲人走西口的内容，所以有人就认为二人台产生于河曲。
对于这个问题，李野先生在《多元融合的艺术――二人台》一文中，引用年出版的《河曲民歌采集专辑》中的一段话，以说明二人台到底产生在哪里：“关于二人台的发源地，在河曲是许多人颇感兴趣而纷争不一的，他们不否认二人台从内蒙古传来，但始终认为‘老根子’还是河曲，因为流行节目《走西口》反映的是河曲人的生活。”这里说的“老根子”就是河曲民歌，应该说这一说法是客观的；但认为“《走西口》反映的是河曲人的生活”却有失偏狭，其唱词中有句“府太原地面宽”，应该说反映的是走西口的太原人（即山西人）的生活。此书中又说：“据……老艺人任淑世回忆，二人台在河曲的首次演出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地点在巡镇。那时，有几个在内蒙古作职业艺人的本地人回来省亲，他们……表演了二人台的《十样锦》等几个节目，人们非常喜爱这种新的歌舞形式，河曲的农民开始学唱二人台。”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原在河曲传唱的《走西口》只是一首民歌，是河曲人走西口将这民歌带到了内蒙古西部，内蒙古西部艺人觉得这曲调好听，就吸收了其优美的音乐元素，又加进了舞蹈形式和当地生活的内容，和来自河曲的演唱者共同合作，一起演化创立了作为戏剧的二人台演唱形式。后来河曲走西口者回去探亲时，再将这演唱形式带回老家演出，从而使二人台在河曲也流传开来。20世纪80年代，包头市一位文化界领导人曾把二人台比喻为一个孩子，说山西和内蒙古唱《争儿记》。我们如果把上面河曲人说的根子比作这个孩子的父体，而将对应的产生环境比作其母体，那么这个父体和母体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结合，孩子也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出生的。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李野先生还从二人台作品的内容上分析，说明其产生于内蒙古西部。众所公认，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二人台传统剧目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水淹坝口子》、《小叔夸嫂嫂》、《姑娘抽大烟》、《种洋烟》、《打樱桃》、《栽柳树》、《压糕面》、《转山头》、《拔壮丁》、《表民国》、《撑船》、《阿拉奔花》等等，反映的都是内蒙古西部的社会生活，无疑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在二人台艺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特别是《阿拉奔花》，还有二人台对唱《海莲花》，不仅是蒙、汉男女演员对唱，而且是用蒙汉两种语言的“风搅雪”形式演唱，表现蒙汉青年的爱情，这更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说明这些剧目是蒙汉艺术家们共同创作的。当然，流行的二人台传统剧目中，也有的如《画扇面》、《小放牛》等原是走西口人带来的山西民歌，但带到内蒙古后，以二人台形式化妆演唱，“经过塞外这一方水土的长期滋润，经过同塞外文化的长期交融，也渐渐具有二人台的共性，有了二人台的味儿，成为二人台艺术肌体的‘血肉’了”（李野语）。
综上所述，二人台最早产生于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地域，由此向内蒙古西部地区以及晋西北、陕北及宁夏盐池等地广为传播，后又分为“西路”和“东路”，东路二人台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直传播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
河套（今巴彦淖尔地域）是最早流传二人台的地域之一，有的二人台传统剧目如《打后套》就是以发生在河套的刘天佑暴动为题材而创作的；河套人也最喜欢二人台，又最喜欢看萨、托二县艺人演唱的二人台。当年人们把演唱二人台称为“打玩艺儿”，早年河套地方流传着一句话，说“萨、托二县的玩艺儿，好玩艺儿”，是说萨、托二县的二人台演唱得好。河套地区走西口人后代中也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二人台艺术家，如顾小青、贾士元、杨占林等。
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爬山歌也叫山曲儿，与二人台是在走西口中诞生的孪生姐妹，同样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专家认为，无论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内蒙古西部蒙古族的坐唱和汉族中流行的“打座腔”的结合，曲调上是蒙古族民歌与陕北的信天游及山西民歌的结合，它的形式典型地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内地农耕文化的结合。
“白猫黑猫钻水道，什么人留下个走后套”。“哥哥走了河套川，新手巾巾揩泪拧不干”。河套是当年晋陕农民走西口的理想的落脚之地，也是爬山歌产生和流行之地，是民歌大师韩燕如当年搜集爬山歌的三大基地（土默川、后套、后山）之一。“高山流水叮咚脆，后大套一片山曲味”。自走西口多少年来，爬山歌已经走进河套地方千家万户，人们用山曲儿倾诉哀愁，表达愿望，传送爱情，抒发欢乐……“山曲儿本是无梁子斗，多会儿想唱多会儿有”，“想唱山曲儿拉长音，十里路上有人听”，“芝麻开花杆杆高，唱曲儿唱出瘾来了”。多少年来，在走西口带来的蒙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二人台演遍后大套，爬山歌唱响河套川，巴彦淖尔曾赢得小戏之乡和歌海的美誉，也曾涌现出樊俊梅、巴德玛等众多以演唱蒙汉民歌驰名的歌手。
了解更多河套文化信息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