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甫川河绕村流，
长街通衢府准路。
南座戏台循古训，
北耸巍然关帝楼。
秦关汉隘历史久，
设县富昌几春秋。
前城遗址贯东梁，
塞上边镇雄风留。
府谷最北端有一个古老的小镇，它因西汉时设过富昌县（公元前——年）而得名古城。在古城这个镇子上，有一条长不足千米、宽不过三十米的街道。（原富昌城遗址西南的平川上。）街道南北走向，笔直敞亮，平整简洁，步入街市，给人一种阳光明朗、一览无余的印象。
坐落在街头北端的春秋楼和南端的古戏台遥相呼应，蕴藉着一种和谐统一、互为顾盼的内涵。古朴的春秋楼骑街通衢，坐落街首。楼的底层正中，有一个宽约4米、长约8米、高达3米的石拱楼洞。过去，洞门前左右两侧建有两个莲花旗墩，中间有20公分口径、6米高的石雕旗杆。楼洞顶部两侧内外各有两个石雕牌匾，迎街的一面刻有隶书“长治”、“久安”，背面的两框是“中外”、“一统”字样。春秋楼上层布局一分为三：正中是关帝庙，东西两侧为钟鼓楼、文庙和娘娘庙。庙宇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复修于年。复修后的春秋楼雕梁画栋，琉璃溢彩，面目一新的圣宇显得玲珑别致、精美壮观。
北出春秋楼洞，便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地。一街之隔，省区有别，一步之遥，两省疆界，真乃府谷之窗口，三秦之门户。
春秋楼的东侧，过去是一座寺庙，解放后改建为学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所较为完整的九年制学校，其规模和教学质量，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校园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与春秋楼等高、树径约1.5米的大柳树，当地人视之为“神柳”。曾有几任校长欲砍伐取材用之，均遭群众阻拦而止。如今，这棵柳树依然伞盖挺拔，枝繁叶茂，旺盛非常。
坐落在街道南端的古戏台，是和古城大庙同时修建的。与众不同的是，一般格局的寺庙与戏台是对应相连的，而古城街的庙与戏台，正好是街首寺庙街尾戏台，相隔千米之遥，这种建筑格局在方圆千里之内，实属罕见。
就在关帝庙后的东侧，有一座新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戏台。除正月二十五庙会在古戏台唱戏外，平时演出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对此，人们也有说法，“庙后唱戏敬神，白费香火”。这些可能是文革“破四旧”的产物，在周边百里之内，真可谓一大奇观。
小小的古城街，何故有两座戏台？说来也不怪。因为古城街上的人向来爱红火。从合作化到文革时期，古城曾有过一个村办戏班子。逢年过节，他们总要搭台唱戏，而且唱戏从不讲价钱。演出完毕，自己掏钱打平伙吃夜宵，成为一种常规“祖制”。每逢夏季月圆之夜，街上人席地而坐，吹拉弹唱打座腔，有的干脆在街中心拉架子唱二人台。
记得在合作化时期，戏班子演过《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歌剧。文革时期，小戏班改成晋剧团。当时的文艺爱好者李过计、张怀、王德应等人请县剧团老艺人苏响八当导演，排练出《红灯记》、《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最出奇的是排《白毛女》时，只找到个舞蹈版本，便将高就低排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如今，想起来真不可思议，但古城剧团上演芭蕾剧《白毛女》确是事实。剧团在农闲时，还经常到方山周围演出。最辉煌的一曲是在年10月准格尔旗革委会成立时演出的《智取威虎山》。这些土戏子的演出，却迷倒了准旗的干部、文人和艺术家们。当时，数千人的大礼堂一时座无虚席，掌声如雷。
忆往昔，古城街不仅文化繁荣，商贸亦很兴旺。明清时，蒙汉经济往来已具规模，哈拉寨、古城、沙梁三镇最盛。《府谷乡土志》载：“此三镇俱与蒙古人互易处，汉人所卖货唯梭布、食用等物，不以兵器；蒙古到者，唯牛、羊、马匹、皮张、盐、酥油等物，不以兵器。此往彼来，土人多习番话，蒙古亦解汉音，交易俱公平无扰。”那时，蒙汉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公平贸易，可见一斑。
自古以来，古城街的东西两廊，皆为店铺门面。解放前，街上字号众多，商店林立。东有“福源长”、“同和成”、“义和成”、蒙地王爷府的“福德成”、晋商福盛源等20多个商号。西有银、铜、铁、木匠作坊，还有许多饭馆、茶楼。街的中间，有条十字巷道，东巷有十八座油坊，叫油坊郃埌，西巷有十来座酒、醋、酱坊，叫缸房郃埌。街首街尾两厢有四座车马大店。街市之上，众多的“边客”肩挑手拎，呈展时货，叫卖之声不绝于耳。商店之内，买卖交易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使这个边塞商贸集镇显得热闹异常。
那时的古城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街道呈三个阶梯层：一层中间是20多米宽的车马大道；二、三层两边各提升50公分，二层是各5米多宽的人行道；三层店铺门前是2米宽的走廊。走廊是门面的房檐延伸部分。房檐每隔1.5米有一根明柱支顶。店舖为砖木结构，沿台由青砖砌筑。不管刮风下雨，人们都在穿廊下行走，南来北往，生意照常，其状况酷似厦门的步行街长廊。
过去，古城街的中街大道上除横穿马路者外，只见车马往来，行人都在人行道和穿廊上通过。古城至麻镇边墙、山西河曲均为40里，属“口外”之地，所以古城又是走口外（走西口）的第一站，是晋陕老乡外出务工的集散地。那时，过往人多，居民成份复杂，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一旦有这种事，围观群众就将闹事者都推到街中心论理，识象的当事人经众人拉扯，就此罢息，各散东西。因此“到大街上说理去”的乡俗和说法，在古城街上至今流行。再说说古城街的人行道，一般是用鹅卵石镶铺，人行道靠街的两侧边沿上栽有柳树，树冠相连，林荫掩道，其景美不胜收。
古城街的门店走廊、明柱、椽檩多是松柏木料，虽久经风霜，却不变其形。人们最担心的是雷电火灾发生。古城是长城边上的禁留地，过去蒙古人称古城为“黑界”。是关内外运兵打仗的必经之地，但街道上的建筑物直至文革前都完好无损，究其原因，有四点陈叙。
其一，古城是塞外边镇。在明长城未修以前，这里曾属于汉朝的统辖区域。古城是西汉西河郡郡址所在地，西汉设富昌县时，辖境为内蒙古准旗东南部及今府谷县东北部。东汉时撤县，隋文帝开皇十年（）复置县，时境内长城以北属榆林郡。自古以来，生活在古城以北方圆百里地面的蒙汉人民都以古城为乡土故原。解放前，府谷的边镇常遭蒙古军烧杀抢掠，但古城却从没有遭此灾难。
其二，古城是秦晋北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集散地。从府谷镇、黄甫、麻镇、河曲等地走口外的人，都要途经古城。如此来回往返、屡住古城的人，对这里便有了特殊的感情。在原始版《走西口》唱段中就有“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的唱词。这些走西口的人中，有成有败，出路不同。过去老人们常说大青山的土匪也很少到古城抢劫。
其三，抗日战争期间，马占山将军曾派了一个团驻防古城，古城不但免遭了战争的侵害，而且工商业与农林牧都得到发展。
其四，解放战争时，驻守古城的蒙古军去支援麻镇，在离古城15里地的园则湾和解放军接火，结果是大败而逃，使古城街又一次躲过了战火的侵袭。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期间，古城街的工商业经过公私合营，仅存留供销社、联营社两个门市，街上保留了三座村办油坊、两处铜铁匠舖，商贸虽一时有失繁华，但街市依然整洁完好。
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有落下古城这个多少次避过战争侵害的镇子。“破四旧”的红卫兵将云梯首先架在了春秋楼上，“中外一统”、“长治久安”的石雕字匾被凿得粉碎，旗墩凿成石块，城楼门洞前后一堵，做了教室。楼上的钟鼓楼被拆毁，一口大铁钟卖了废铁。关帝庙前后打成两厅，前边做了会议室，后边做了教室。街南端的戏台，也是“破四旧”的对象之一。在拆戏台时，一掀顶瓦，猛然钻出一条长蛇，转瞬间便消失了，吓得拆顶工人卧病不起。人们纷纷议论说，戏台藏龙，庙上卧虎，真是不可造次。此后，再也无人言及拆戏台之事。
文革后期，公社革委会要改变古城街的面貌。首先要求门市拆穿廊安装玻璃门面，门檐之上必须设列砖砌标语顶牌，直至现在，仍然有“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等刻字标语和古戏台相伴的老街痕迹。至今，街道东侧仍保存一段完好的穿廊房，据说，这段穿廊房的户主是个内蒙人，他不服从当地政府的指令，因此，这段仅有五根明柱的穿廊、檐台便一直保持原样。如此这般，复修的庙宇、古式的戏台、老样子穿廊、文革中的标语门牌、医院、批发站楼房，同时摆布在不长的一条街上，新旧、古今对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其景十分有趣，且耐人寻味。
改革开放初期，一度萧条了的古城街，又繁华了起来，晋、陕、蒙边贸集中地的作用日益突出，发挥得比以往何时候都充分。过去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所困扰的商人，尤如战马解束飞驰而至。那些远离了古城街的商人，又回到了从前。于是这里形成了周边有名的羊绒、绿豆市场，曾一度出现了“羊绒大战”的奇怪现象。羊绒从每斤几十元猛涨至几百元。一时间，古城街上商贾云集，客店暴满，买卖兴盛、繁华街市。
很快县商业局也在街中心盖起了那时唯一的楼房——批发站，此后，羊绒大战愈演愈烈。随之绒中掺沙拌水的造假行为也越来越出奇。有的人将自家的羊绒毡子折散，一条10多斤重的毡子掺上黏土、蜂蜜、石灰，能卖上万元钱。沙壕古城遗址的城圪梁是上等的粘土，不多时，老城墙被挖掉了，它随着羊绒卖到鄂尔多斯等地的羊绒衫厂去了。不到三年，掺假之事曝光，羊绒市场转移他乡，掺假羊绒顿时堆集如山，失去了往日的销路。羊绒大战的结果是，吞没了富昌城遗址的几道城墙，破产了县供销社、畜产公司两个商贸巨头。
现在的古城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建的，街道是水泥打的，平平整整。人行道是瓷砖铺得，五彩缤纷。近两年遇上“双百工程”的启动，企业家党忠先生捐资20万元修缮了两座戏台，新建了一个广场。年1月，经县政府运筹，民政部门报批，古城实现了撤乡设镇，古城街真正还原了边镇称谓。如今的古城街，街道上的门市，均为玻璃窗户与青砖门面。一眼望去，街市整洁有序、朴素美观。每当农历逢二逢七，方圆十里八乡的群众，驱车骑驴前来赶集。街道两旁，设帐篷的，摆摊点的，人喊马叫，买卖兴旺。此时此地，古城街上更能显现出它人气旺盛的活力和商贸云集的繁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