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一曲哀怨动听的《走西口》，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依依不舍的场景中。从明朝中期开始，延续到民国初年的走西口，历经余年的沧桑，无数晋、陕、冀的乡民们，因为讨生活、求出路选择了背井离乡，他们把中原文化带到蒙古草原，促进了民族交融与文化、经济发展。
现实逼迫，移民政策
历史上的走西口，既有政府鼓励，商民主动前往；更有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口外谋生的无奈。前者主要是为了移民实边，发展边城经济，晋商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后者是山西中北部的先祖们，因家乡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环境的恶化，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另谋出路。前路虽凶险，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如果说明中后期的走西口，更多是政府主导下互市的推动，那么清朝的走西口，就是移民政策与民众自发行为的结合。隆庆和议后，明朝通过与俺答汗的封王、通汞和互市，在九边重镇之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杀胡口就是重要的马市。明朝的杀胡口到了清朝就是杀虎口，延续着边贸往来与民族交往。
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清，在兴盛过程中得到蒙古王公的支持，取得天下后对蒙古的态度：既是盟友，又要提防。因此在康熙之前禁止汉人与蒙古往来，也不允许蒙古人接触任何汉文化。然而随着全国人口的极速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大量民众来到口外种地。堵不如疏，清廷逐渐放开政策，并且设立机构来收取关税。
相对比官方的推动，民间的走西口更多的是心酸。位于山西中部、北部，陕北和河北等地的民众，面临着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的现实因素，尤其是灾荒年里更是民不聊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旧歌谣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场景。告别妻儿，流离失所，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远方。
东西路线，晋商足迹
所谓的西口，狭义上指的是长城以北的口外，主要是山西的杀虎口、陕西府谷口和河北的独石口，这里是晋陕冀走西口的交汇点。其中又以杀虎口最为出名。这里最早是明朝防御蒙古铁骑的要塞，后来成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界，土匪、风沙，严寒、奸商，三教九流汇聚的杀虎口，也是走西口最危险的关口。
从山西走西口，大致分为两个路线。一条是从晋中和晋北出发，一路向西过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另一条是向东穿大同，经张家口进入内蒙。无论是杀虎口还是张家口，都是中原通向塞外的重要城市，商贾云集，络绎不绝。曾经的晋商就是在这里发家致富，再通过张家口与杀虎口的纽带，联系着山西老家与塞外蒙古。
走出杀虎口，就来到晋商起家的归绥、包头、库伦等地。这里不仅连接着中原与蒙古，更是晋商通往外蒙与俄罗斯的重要商道。“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的足迹”，无数三晋儿女循着先祖的事迹，也期待着要在口外做成一番事业。然而，走西口的路途艰辛，创业艰难，又是一把辛酸泪。
“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元宝如山堆”，晋商对于蒙古影响深远，而蒙古的重要城市也与晋商休戚相关。以包头为例，这座因晋商而兴的城市，有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山西祁县的乔家，把钱庄、商号、当铺、茶庄和粮行等生意，拓展到塞外边城。无独有偶，杀虎口是大盛魁的发祥之地，后者是清朝时期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
边塞繁荣，文明交流
除了晋商之外，从中原而来的大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与农耕文化，他们的辛勤劳动直接带动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传统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以长城沿线为界，但是走西口的影响下，农耕界线向北推移。蒙古经济也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着农牧并举、多元发展迈进。
人口的流动，社会的变迁，一批批的移民北上创业，开发了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这里曾经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经过走西口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始变成蒙汉汇聚的多元社会。来自山西的移民起到了重要作用，山西的方言、民俗和文化，无不影响着今天的蒙古地区。晋文化在北方的蒙古，寻找到另一个“家”。
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在文化上结出丰硕的果实。蒙汉人民在长期的劳作交往中，融合民族文化特色，创造出独特的新民歌。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与内蒙的“二人台”，就是文明融合的重要成果。一丑一旦，鼓乐锣镲，民歌对唱，载歌载舞，在二人台的表演中看到了历史的沉淀。
文化的交融，最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加增强了民族认同感。走西口的移民潮，前后经历了多年，促进了蒙古中西部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加深了民族感情。晋陕蒙冀四个地区的人们，在不断地交流融合中世代相传。走西口已经超脱了本身的意义，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里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