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家乡的鼓乐班
王敦厚/文
我的家乡黄甫镇，历来是我县建筑豪华、商贸发达、文化兴盛的名镇。古有“金黄甫”之称。这里历年庆典多、集会多、节日多，需有鼓乐红火助兴，所以自古以来就立有多家鼓乐班。笔者记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六十年代还有李来喜、樊圪泊、吴八誉、魏己酉、梁憨等为首的鼓乐班五家之多。每逢节日和婚丧嫁娶，常听到鼓乐吹奏。凡吹奏之处定是人众聚会，必是某家在办事务，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时闻悦耳动听的鼓乐之声，黄甫小镇显得格外热闹。鼓乐班是一小型民间文艺团体，也叫鼓上家，那时家乡黄甫有，我县其他乡镇也有，是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黄土文化的一朵瑰丽的音乐奇葩。然而鼓乐班在旧社会和建国初，被认为是下九流行当，在下九流行当里又被评为第九位，意为最下等的行业。
笔者热爱文艺，更爱民乐。对于民间乐器洋琴、四弦、三弦、二胡等弦乐和鼓、钗、锣等打击乐都能参与演奏。现年到七旬，岁至古稀，对民乐仍有兴趣，常参与河滨、金信等中老年自乐班活动，被群众公认为是文、武场都能拿得起的多面手。这与小时候受家乡鼓乐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从八九岁起，每听到有鼓乐演奏之声，便跑去观看，渐渐和吹鼓手大爷叔叔们熟识了。有时他们歇下，我便拿起鼓锤或锣、钗试敲。一次老吹手李来喜师傅摸着我的头说我好手头儿，可练习打鼓。以后我就留心观看打鼓的艺人，模仿试打，渐渐地能配合上吹奏。鼓乐班的艺人们每遇到我，喜欢我替他们打鼓、拍钗或敲锣。有时还鼓励我“打得好！”至后来每逢我行礼出门或节假日、星期天遇鼓乐班演奏，便参与其中。黄甫镇每年元宵节办古会，我十五岁那年便能擂大鼓，什么高跷鼓、竹马鼓、水船鼓都能敲打得有板有眼。对鼓乐班的吹奏是什么曲牌，什么鼓点更是了如指掌了。
那时鼓乐班艺人们的艺术生涯是很艰辛的。他们大多是终生未成家的光棍汉，或靠讨吃要饭为生的乞丐等人凑成的。平日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全盼当地或周围民间有红、白事务雇用，可趁机吃两顿饱饭。
谁家红白事务雇用鼓乐班，叫应事。议定某月某日应事，头一天傍晚必须先吹奏一会儿，叫安鼓。到应事那天天刚亮，主家在院内或大门外垒个火塔，火塔旁放一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点馍或茶米等小吃，火塔边放个茶壶，摆上几个茶碗，算是有吃有喝了，吹鼓手们便开始吹奏。
鼓乐班一般由四个人组成。一个吹唢呐的，算是艺术性最高的师傅，人们叫吹手或主吹。一个打鼓的，在打击乐器里算是主角了。演奏时由鼓先打开头，起落由鼓指挥。一个拍钗的，一个敲锣的。有时遇上大点的事务，有钱人家也有用两个吹手的，即两杆唢呐，一个主吹，一个跟着和音吹，听起来就更热闹了。
那时的鼓乐班给人应事真够辛苦，民间办事庆典从早到晚，客人来了，先茶后酒，从糕到面，再坐席，从早到晚，一天安排四五顿饭，鼓乐班一直要吹奏下去，要让客人吃响打饭。早上和上午根据客人来的先后，安排吃饭多是散客，一般可吹奏二人台，山曲等悠闲小调。到典礼、庆典时要吹热烈一点的，如“大得胜”、“出鼓子”……鼓乐班最感伤脑筋的要数中午坐席，又叫安人。那时小镇和乡村一户人家一般只有两三个家舍能安人坐席，坐席安排多是小方桌，一张桌子只可安排6个人，多在炕上，客人盘膝而坐。大点的家舍炕大，可安排两张方桌，小点的屋子只可安排一张方桌。第一次安排坐席的多是娘舅家，叫头喷子。第二次安排多是姑舅两姨等，叫二喷子。第三次安排多是堂兄堂妹一般亲戚，叫三喷子。大凡普通事务一般都须三次即三喷子才能将来客招待完。每喷子从开始上菜到结束清理约须两个多钟头，所以说安人从中午开始有时要延续到晚上，约六七个小时方可将客人散伙。这六七个小时要不停息的响打吹奏，而且要按规矩吹奏。每喷子吹奏，要看端盘子的，上凉菜时，红事可吹奏二人台小调如“五歌放羊”、“挂红灯”、“五月散花”、“要女婿”、“跳粉墙”、“害娃娃”等明快的爱情曲调。白事只能吹“尼姑思凡”、“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方四姐”、“慢西京”等低沉抒情的音乐。看到端盘子的上热菜则吹奏“店房露宝”、“惊五更”、“借冠子”、“凤凰三点头”等艺术性较高的曲牌，这时吹奏到了高潮，吹的和打的配合密切，有坐罢席出来休闲观看吹奏的，吹奏更加热烈，是显示艺术的时候了。
三喷子安完人，客人大都散伙了，鼓乐班可稍事休息，趁机守着火塔，围着小方桌，吃点席面上所剩下的残汤剩羹。最后端盘子的和主家安排坐席就餐，也须吃响打饭，鼓乐班再给吹奏。所以，每应一回事，从早上一直到三更半夜，遇上白事还须吹个通宵，叫聒灵。第二天再吹奏一整天，叫两天下。辛苦一两天只可混个饱肚子，收入是极低微的。五、六十年代鼓乐班应一回事只能挣十多元钱，按班子里的行规，吹手可分一半，就是说应一次事如挣十元，吹手拿五元，其余打鼓、拍钗、敲锣的三个人只分得五元。当时这些人并不嫌报酬低，每次应事都争着有人去，好像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事情可做。自以为老天注定他们就是干这下九流行业的。
家乡黄甫的鼓乐班早已没有了。当今社会上办事庆典、助兴多用叭音队，其实就是鼓乐班起了个时兴名字而已。他们每到一处，主家多给以厚待，以名烟、名酒招待。报酬也颇丰厚，每次应事可得数千元或上万元酬金，每个人可得数百元或上千元。
回想起家乡黄甫镇鼓乐班的穷艺人师傅们，他们都先后去世了，但他们辛酸的艺术生涯很令人同情与怀念，久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