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荣/文
从年开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大地上突然刮起一股浮夸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至上而下，吹遍了整个中国的大江南北，没有被遗漏掉一块小地方，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也吹得神乎其神。那股风，影响之大，受害之深，使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提起六、七十年代，现在六七十岁的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饿肚子年代，人民群众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年代。买什么都要排队，或者供应，每人发三尺七寸布证，被外国人嘲笑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
那是年夏天，记得是一个炎热的星期六，我和邻村的两个同学在学校请假回家，住校生没有了伙食费，要回家带来。我们计划星期六早上五点钟就出发，星期日在家住一天，下个星期一返校。心想又能回家见见父母了，大家感到很兴奋。从府谷县城到新民公社马茹圪达村90华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天走90华里路不算问题，然而大家想得有点简单了。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吃了三两红高粱面窝头，一两米的汤饭，整整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五点钟吃进肚里的东西早已消化，空着肚子要走90华里，谈何容易。谁也没有料到快到家剩20里路了三个人谁也走不动了。有水的山沟快要走完了，很快要翻“石条焉”这座大山，大家饱饱地喝了一肚山沟里的凉泉水，认为这样可以解饿。我们开始爬山了，刚走了不到5里路，我的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沉重得提不动，到后来发软、浑身冒汗，不知不觉就坐倒在路旁了。
前面走着的两个同学看见我倒在路旁，他们也坐下了。这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钟，太阳已经西斜了，但是耀眼的阳光还是那么狠毒地炙人，赤热一点也不减，火烧火烤的大地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山上连一点能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过了一会儿觉得好了一点，站起来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潜意识中有种精神支撑着，快到家了，就要踏上家乡的土地了，很快就要看到自己的父母了，儿时玩耍的“后川”、“沙湾”翻下山就要到了……我们互相鼓励：“再坚持一会儿。”
你拉我，我扶你，我们三个同学终于回到了“后川”。当太阳落山后的余光烧红西边的山头时，我也总算摇摇晃晃回到了家里。一进门坐倒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这时候母亲看到我那副面黄饥瘦的模样，知道是受饿了，很快给我端了一碗稀饭，我三两口就喝光了，又是甜瓜又是洋芋。我看到母亲给我端饭的时候眼里不断地掉泪，嘴里还喃喃地说：“把孩子快要给饿死了”。一时间到底吃进去多少东西谁也说不清。可是第二天我病倒了。
那场病可是不轻，由于受饿、受暑热、再加拉痢，倒在厕所外竟爬不起，回不了家。下午村里人把正在山上放羊的父亲叫回来，父亲回家后急忙给我指头放血，后脊背拔“火罐”，喝了些从山上顺便掏来的“草药”，父亲嘴里不断地说：“会好的、会好的、很快会好的。”就在这时，我发现父亲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更深了，花白的胡子更长了，五十二岁年龄，看上去足足够七十岁开外，十分苍老，一对眼睛深陷着。清瘦高挑的腰身，由于苦力活过重，略显驼背。父亲很少在广众面前露出开心的微笑，我能看到父亲面带笑容就很幸运了，十七岁的我已会想一些问题了，父亲不是不会笑，是家庭生活的压力使父亲失掉了笑意。
我儿时曾看见过父亲爽朗的大笑，听到过父亲吹长管笛子，十分动听，父亲唱的“山曲”在我听来没人比他唱得更好听。一天晚上，父亲哼出一个山曲调，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没有听到过本地有那样好听的调调，就像陕北民歌曲调中加入了现在“蒙汉调”的某种成分，婉转而悠长，不高不低的跳跃，可惜的是就那样两句，戛然而止。当时我正在灯下看书，以为父亲醒着，我调转头定睛一看，父亲完全是睡梦中。
我看见父亲脸部舒展，略带微笑，猜想着父亲一定是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梦景：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他在内蒙打工结束后，赶着一头黑皮色的毛驴，驮着他打工挣来的黄米，正高高兴兴在回乡的路途中，于是情不自禁唱着：“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我鞭子一甩回口里；不大大的小青马多吃上二升料，我三天的路程两天就到……”。原来父亲是在睡梦里宣泄他的感情。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每年的冬季，马茹圪达这个小山庄的晚间非常热闹，我的父亲和四爹、二爹、七爹、下院的二爷爷们聚在一起，组成一个自乐班，吹拉弹唱，自娱自乐起来。二人台，山曲唱上一段又一段，二人台牌子曲演奏了一曲又一曲。我四爹拉得好四胡，人们说他的手音好，父亲唱得好，吹得好笛子，二爷爷弹得好三弦，再随便拉一个人打“梆子”就可合奏了。
父亲供我和弟弟向荣念书，是没有多少经济来源的，他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给生产队拦羊，当羊倌儿外，再就是早出晚归忙于那丁点自留地，自留地无论产多少粮食，都得卖一部分，变卖成钱作家用开销。好在大人小孩没有大病灾，偶尔发生点小病不治也就好了。在这种境况的家庭里，我于年辍学回家了。失学看似突然，其实并不突然，早有预料和准备。我失学从内心一点也不怪父亲，我想这是我命里注定的。我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亲戚，三个姐姐早已出嫁，他们又都是农民，只有我是唯一能支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那时候向荣只有十岁左右，母亲是一个体弱的家庭妇女。当我向父亲提出退学时，父亲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一口一口吐着烟。沉思良久，父亲慢慢地抬起头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嘴里低沉地说出三个字：“太小了”。我明白，父亲实在供不起我读书了，他完全是出于无奈才让我辍学回家劳动。
父亲是一个公正无私、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的人，邻里争吵，村里大小事，总要找父亲评理。本家二哥连仲刚刚结婚时，小俩口时不时斗嘴，每逢闹得不可开交时，二嫂就找上门来，只认六爹的评断。那时父亲成了村里的义务调解员。
父亲有一定文化，“百家姓”这本书就是父亲教我的。本来父亲在社会上还能做点事，可是父亲却选择了放羊。从年组建农业合作社开始就给生产队放羊了，直至年，整整十一个年头。冬天鹅毛大雪正下的时候，羊群仍要觅食，往往越是下雪，羊越是大口大口啃着山上的灌木柠条。不管雪下得多大，必须让羊吃饱，他才踏着半尺厚的积雪返回家。这时候他的白茬皮袄的领口周围，帽顶上，眉毛，胡子上到处挂满了厚厚的雪花。在父亲的眼中，羊群是他生命的全部。
年的夏秋之间，有一天，我跟父亲一起去放羊，那天刚过中午，西边的天空黑沉沉压过来一大片乌云，父亲慢慢地说：“要下雨了，我们避一避吧！”话音刚落，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在头顶上炸开，紧接着噼噼啪啪铜钱大的雨点打在人的头部、肩部。一霎时天地连成一片，在急风暴雨中我们赶着羊群跑到附近“辛家梁沟”半山凹的一处泥石混杂的石岩下，我和父亲同羊子挤在一块石岩下避雨。四周是雨声、雷声、山洪暴发声，就这样一分一秒熬到了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雨停了，月亮显得格外明亮。我们迅速离开避雨的那个“石岩”，刚刚爬上山顶，只听背后的山崖轰隆隆一声巨响，我们避雨的那个石岩倾刻间荡然无存，变成了烂泥坡。父亲回头看了看，嘴里不停地念“阿弥陀佛”。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有点后怕。
当父亲五十出头那几年里，我的大脑里总是突发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是莫名其妙的预感，老是害怕父亲过早离开我们。他的劳动强度过大，每天早晨不到五点钟就下田间干活了，晚上七八点钟回家，到夜间十二点钟才能睡觉，几乎是“连轴转”。这样长年累月无休止运转，能不出问题吗？父亲削瘦而单薄的身体伴随着咳嗽、吐痰，常常眩晕，小便不利。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病当成一回事。自己在山上挖一些“香毛草”之类拿回家里来，用水煎后服下，据说能利尿，这就算治病了。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理，医院治病，只是按父亲说的给他买点去痛片。现在想来，父亲不治病的真正原因是没钱。只能听天由命，以至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果然不出我所料，四年后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父亲入睡后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穷困的家庭，离开了他为生产队放牧的那群羊，丢下了毫无理家能力的老少四口人，走得那么简单和匆忙，没有来得及给他的儿女们嘱咐一句话，甚至没有能多看上我们一眼。在我的直观感觉里，父亲完全是累死了。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山上，农历正月初一早上父亲说头有点晕，让弟弟向荣替他拦羊，这就是一整年唯一的一天他没有上山，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于世长辞了，年仅56岁。
父亲的突然病故，对我们是睛天霹雳，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不相信父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大年初一普天下都在热热闹闹过春节，我和十三岁的弟弟向荣戴着白孝帽，流淌着眼泪到处借粮为父亲办丧事，连父亲的棺木、寿衣全是借来的，入棺时没有鞋穿，只好把我结婚时穿的装新鞋穿在父亲的脚上。母亲背着我们整日以泪洗面。
幸运的是父亲给我包办了一桩婚事，歪打正着，为我娶了一个好妻子。她是穷人家子女，既正派也非常贤惠、善良，又十分孝敬老人，勤劳俭朴、吃苦耐劳。我的爱人自然而然撑起了这个家庭的半边天，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以后，与我一起挺过了那个凄风苦雨、缺衣少食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