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祖辈辈住在陕西府谷，提起“走口外”，小时候只在看唱戏里有《走西口》，家族中有好多在内蒙的亲戚，大人娃娃没有把去内蒙叫“走西口”的，除了偶尔会说“走后套”，这些亲戚回来和出去，一般叫“回口里”和“走口外”。虽然山西的二人台《走西口》在晋陕蒙一带脍炙人口，大人小孩都能来两句，但是，以前的老府谷人不把“走口外”说成“走西口”。
最近这些年，忽然间无论网络上还是什么场合，总把过去那些走内蒙的故事和“走西口”混为一谈，而且还形成了一些什么学术文化，出现了一些研究“走西口”文化的学者专家，大谈什么“走西口”，一时间甚嚣尘上，乱烘烘你方唱罢他登场，甚至还有学者把电视剧《走西口》作为文化证据，对此，一些上了年纪的府谷人表示很难理解，包括我在内也觉得这是在误导历史。要说原来的二人台和现在的电视剧《走西口》是文化创作，可以理解；也许戏曲和电视剧写的都是活生生的人，也许是作者根据一些历史故事挖掘创作以后，成剧成戏，戏剧可以把某段历史的某个视角切出来，但真正研究历史不得不较真。
“走口外”，是明清以后才发明的一个词，明长城上四十八个关口把南北分成口里、口外。也就是说：先有明长城，后有“走口外”。
网络上有人说：“山西以西为西口，沽源以东为东口，中间张家口这一段为北口”。这一说法经笔者调查，估计是后人想当然的划分法，笔者至今还没有找到文献资料可以佐证这一说法。
按网络说法：北口、东口一线横亘着岗峦起伏的大马群山和苏克鲁山，清时俗称大坝，原来蒙语“八”是“岭”的意思，与“大坝”音近，经长期口传便约定俗成为“坝”。但是，清直隶总督孙嘉淦（年-年）在写给乾隆皇帝的《请于开平、兴和添驻满兵奏札》中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这是清朝官员写在奏折里的证据，乾隆年间“口里”和“口外”没有什么“西口”“东口”的分别。大坝正在张北——围场高原的南缘，成为中原和大漠的天然分界线，划南北、割寒暖，成了地貌和气候殊异的坝上、坝下两个天地。这里只有坝上和坝下的说法。
张家口，是昔日张库商道(从张家口，通往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远可抵达恰克图的一条商业通道)的南口，相对便利的交通使这里的商业曾经相当繁荣。当时，这是一条旅蒙、旅俄的商旅之路，鼎盛时期，大境门内外集中了家商号，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光羊毛皮张就堆积如山。直至解放前，这一带的人们往北逃难找生计，也不叫“走北口”或“走东口”，而叫“出口外”。看来，全国大部分地区，对“口里”和“口外”的历史称谓是一致的，但是，基本上没在“东西南北”去区分，只是在“长城内外”去区别。
传唱于晋陕蒙一带的旧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句多少年来传唱的民谣，把走内蒙逃荒叫做“走口外”。
清朝嘉庆二十二年（公元年）修撰的《理藩部则例》卷十《地亩》篇中“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这里称呼为“口内”，也是按“内外”来区分的。
我们研究“走口外”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大迁徙，首先要用词准确，然后才是它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意义，“走口外"是大的框架和背景，在这里，用"走西口”来命题和偷换“走口外”的大框架，好像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应该予以纠正。
只有搞清楚“走西口”和“走口外”的本源真相，才能正确研究“走口外”这一段人口大迁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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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西口”，请阅读笔者写的“二人台《走西口》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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