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有种搞不懂叫做“闹不机密”，有种撒娇叫做“咯此”，有种疑问叫做“咋来来”，有种敦促催促叫做“欢欢儿”，有种难受尴尬叫做“柯俍”，有种聊天叫做“导啦”。内蒙中西部地区的这些方言几乎与山西方言如出一辙。如今位于内蒙古中西部的呼和浩特、包头等河套平原、土默川一带基本上都能用方言与山西人交流。事实上这一带的人口大多都来自于山西地区，所以彼此之间能用方言交流其实并不奇怪。
如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总人口约为.6万（这其中蒙古族人口约为.61万）。事实上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总体上已不再是以蒙古族人口为主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加起来已是蒙古族人口的4倍多。这当然是历史上民族迁徙融合造成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蹚古道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
如今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祖上是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走西口来的。古代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多在长城险要地点设置防卫要塞。特别是在明代先后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走西口”中的“口”指的就是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等长城沿线的关口。所谓“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人向长城以北的口外地区迁徙的过程。
明清以来长城沿线很多关口逐渐演化为贸易场所。明隆庆年间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仿汉制修建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并与明朝修好，随即双方开放了边境互市。这为身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晋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他们走出杀胡口同蒙古各部进行交易。当时蒙古向内地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牛羊驼马以及皮革制品，内地向蒙古输入的商品有布匹、丝绸、棉花、粮食、盐、茶等等。
进入清代以后山西商人继续延续着古已有之的传统：深入大漠贩运军粮、军马等物资，从而为朝廷在当地的驻军提供后勤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和漠北蒙古诸部展开民间贸易。这一时期晋商的贸易版图几乎是随着大军的足迹扩张的。明末清初的蒙古诸部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部分。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征服了漠南蒙古诸部。康熙二十七年（年）漠北蒙古在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下归附清朝。
公元年乾隆皇帝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进占伊犁。两年后清军平定准噶尔残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至此漠西蒙古地区已全部被清王朝控制。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将天山南北的整个新疆地区纳入到了版图。年9月7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
公元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在重申《尼布楚条约》对中俄两国东部边界的规定这一基础上开放了两国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地的互市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的贸易版图也随着清军的推进拓展到黑龙江畔、天山南北等地。这一时期晋商开辟了两条中俄贸通道：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当时的晋商把大同东边的张家口称为东口，大同西边右玉县的杀胡口称为西口。“西口”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大同以西的长城关口都可以叫西口；狭义的西口特指杀胡口。清代出于避讳的原因将杀胡口改为杀虎口。如果说早期到口外讨生活的人主要是去经商，那么明末清初以后逐渐开始有人在口外定居下来。为什么这时长城之内的民众之所以要到长城口外去讨生活呢？其实主要是为了逃避口内的天灾。
明末清初正值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小冰河期的峰值。现在一般推测明末的气候特征应该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崇祯皇帝登基后华北地区遭遇了持续四年的大旱。当时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那些年华北地区的降水量下降了11%至47%，整个华北地区在那些年里几乎就是颗粒无收。持续的旱灾又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蝗灾。
在这种形势下粮食价格一涨再涨，而且有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有些地区渐渐开始出现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而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开始选择揭竿而起。除了揭竿而起之外老百姓剩下的活路可能就只有逃亡了。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着吃的，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亡，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提，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现在灾民们既然在自己老家找不到吃的，那么自然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讨生活。在天灾之外明末清初的战乱也加深了普通百姓的生存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山西人出杀胡口、陕北人出府谷口、河北人出独石口进入蒙古草原。清朝中后期以后在人口增长压力和列强侵略造成的边疆危机下朝廷逐渐放开人口封禁政策：允许中原汉人到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开垦土地。晚清时期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自然灾害频繁：清光绪三年至五年由于连续三年大旱而导致了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余万人饿死，另有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的大饥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批百姓被迫离乡背井前往口外寻找新的可开垦的土地。以山西人为主的移民群体在这一时期带来的农耕文化和口外蒙古人的游牧文化逐渐融合，使晋文化得以在当地扩散，同时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融合。当然长城口内的百姓向外迁徙最核心最本质的动机就是求生。走西口的过程中人们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这首民谣直接道出了当年那些离乡背走西口的人心底的心酸无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所以才会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样的俗语。如果不是在老家生活不下去，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难以想象的。与走西口类似的是闯关东、下南洋的背后也都有着早期移民背井离乡的心酸史。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代接一代赴口外谋生的移民用自己的双脚为后人走出了一条条路线。狭义上的走西口路线指的是从杀虎口经过土默特沿黄河向西到包头。除此之外赴口外谋生的移民还走出了其他几条路线：从陕北经榆林过鄂尔多斯到包头；从宁夏到包头或鄂尔多斯；从张家口经过土默特沿黄河向西到包头（这一条路线被称为走东口）。包头在当时是河北人、山西人、陕北人所走的这几条路线的汇集点。
整个清朝中期走西口的活动就从未中断过：大量晋商前往内蒙古在如今的呼和浩特与包头等河套平原地区的城市落户。大量晋商与其他山西移民的到来促成了很多内蒙古城市的诞生与兴起，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自己家乡的风俗文化也一并带到了草原之上。以山西人为主的移民群体在这一时期带来的农耕文化和口外蒙古人的游牧文化逐渐融合，从而使晋文化得以在当地扩散，同时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融合。
直到如今包头等地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复盛公就是晋商代表乔致庸的先祖所创之商号。晋商真正走向兴盛的源头起点并不在山西，而是在如今的内蒙古。包头地区在以前主要是当地蒙古族牧民聚居的地区。复盛公包头最早的商号日渐发展壮大后带动了整个包头地区的商业氛围，从而使包头由一个牧区小村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城市。
包头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古至今经历了数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如今包头的总人口中除了世居的蒙古族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当初从山西迁徙来的汉人后裔。随着晋商的不断兴盛使得内蒙古的山西移民越来越多。清朝统治者为笼络蒙古各部提出了“满蒙一家”的口号，然而实际上清王朝对蒙古势力一直十分忌惮，因此长期执行着限制蒙古人口增长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分为战争手段与和平手段。
清朝对准噶尔这种不愿归附的蒙古部族使用战争手段。清军在攻灭准噶尔汗国后就对卫拉特蒙古人展开了血腥屠杀。经过这种屠杀之后原本已有7万人以上的卫拉特蒙古人一下子锐减到多人。相比之下清王朝对归附于自己的漠南蒙古诸部以及漠北喀尔喀蒙古推行的则是和平的限制手段：清王朝对归附的蒙古各部大力推广喇嘛教，从而使46.4%的蒙古男性变成了不得生育的喇嘛。
清朝笼络蒙古人就是为了压制汉人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同样想到了利用汉人的力量来削弱蒙古人。整个有清一代“崇释以制其生”、“分封以制其力”、“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等政策的影响导致蒙古草原人丁剧减：从明朝末期超过千万减少到了清末仅存一成左右。本土蒙古族人口的减少与持续三百多年的走西口运动使得大量山西、陕西与河北等地的民众迅速填补了内蒙古地区的人口空白。
晚清时期在人口增长压力和列强侵略造成的边疆危机下逐渐放开人口封禁政策：允许中原汉人到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开垦土地。因此闯关东、走西口等迁徙活动在清末又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之后内蒙古的居民结构已被极大改变：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各城市以山西人为主的汉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清朝灭亡后外蒙古的分立使首都北京失去了北部的纵深屏障。
年冬至年外蒙古叛军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入侵内蒙古。内蒙古面积狭长、地域辽阔，因此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格局下实在难以做到首尾兼顾。年7月6日北洋政府将清政府时期处于盟旗制度治理下的内蒙古地区拆分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区并设置都统管辖。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改设为省。
蒙地建省后实行和内地一样的管理，迁入内蒙古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到了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当地的汉人实际上已占据相当的比例。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在中央的扶持下经济越来越红火，所以建国以后也有不少人涌入内蒙古。从年到年中央相继撤销了民国时期设立的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原察、绥、热三省的大部分土地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年4月3日国务院第26次全体会议正式批准：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随后取消了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恢复了阿拉善旗的建制，改额济纳自治旗为额济纳旗，将这两个旗合并为巴彦淖尔盟。至此内蒙古已大体形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狭长辽阔的版图。党中央、国务院在进行上述合并撤销工作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制定了开两扇门的政策。
所谓开两扇门的政策是对蒙古人和汉人同时提出要求：察、绥、热三省的汉人要支持恢复内蒙古历史版图的统一自治事业；蒙古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在内蒙古行政版图调整的过程中大批来自其他省区的汉人来到内蒙古参与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企业的建设。由于历史上山西与绥远存在密切的地缘文化联系，因此蒙绥合并后迁入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中山西人仍占相当的比例。
如今内蒙古超过52%的居民祖上都来自于山西地区。因此如今这些山西人后裔聚居的地区在方言、饮食等各种文化生活习惯上与山西地区差异不大。如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与包头以汉族人口为主且多是当年走西口留下的山西移民后代。历史上的走西口运动造成了如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语方言仍以晋语为主。内蒙古中西部的晋语主要分成了张呼片、五台片、大包片。
如果说内蒙古的晋语方言与山西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内蒙古的晋语因为受到蒙古语的影响衍生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晋剧、二人台等传统曲艺形式在如今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也是颇为流行的。山西的很多特色美食如今也能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见到。在内蒙古的一些城市中也能见到用山西地名命名的街道。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内蒙古人都能跟山西人用方言交流。
首先内蒙古的.61万蒙古族人是以蒙古语为母语的。如今国家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大力推广双语教学，因此现在大部分蒙古族同胞基本上也都会说汉语，但他们并不见得一定都能用方言跟汉人交流。何况即使是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也并不是全都会说山西方言的。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陆地面积最大的就是新疆、西藏、内蒙古这三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东西跨度在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是无出其右的。
整个内蒙古自治区东起东经°04′、西至东经97°12′，横跨经度28°52′，东西直线距离多千米；南起北纬37°24′、北至北纬53°23′，纵占纬度15°59′，直线距离千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北京到上海的京沪高速铁路全长公里。我们知道两点直线最短，然而两地之间的铁路、公路往往不可能是直线的，所以任意两地之间的铁路距离、公路距离往往是大于直线距离的。
内蒙古最东端到最西端的直线距离相当于京沪铁路全长的1.64倍左右。京沪铁路沿途经过京、津、冀、鲁、皖、苏、沪七省市，然而内蒙古最东端到最西端的直线距离相当于京沪铁路全长的1.64倍左右。如果乘坐火车从额济纳到满洲里横跨内蒙古东西部需要58个小时。东西距离过远导致内蒙古东西部之间的交流很少，而人口构成、风俗文化也因此形成了较大的差异。
当年走西口所影响到的地区主要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所以如今当地人主要说山西陕西方言。相比之下内蒙古东部地区一直与东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地缘文化联系。早在民国时期东三省就有很多人口来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谋生和定居，因此蒙东地区的民俗、方言、生活习惯都与东北三省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今内蒙古东部的通辽、赤峰、呼伦贝尔、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等地主要是说东北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