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一首苍凉而悲切的民歌《走西口》，任何一位山西人或者陕北人总能哼上几句。十年前，中央一台热播了一部同名电视剧《走西口》，主人公田青带着姐夫梁满囤，从山西祁县出发，离开家门，一步步闯荡。
田青走的“西口”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走西口”？“西口”外面又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西口”在哪里？
“走西口”，与“闯关东”和“下南洋”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徙活动。其中，“闯关东”闯的是山海关，“下南洋”下的是东南亚的太平洋，那么“走西口”走的“西口”是什么地方呢？
闯关东是去东北，下南洋是去东南亚那么走西口去的是哪呢
想弄清楚“西口”，先得了解“口”。
“口”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朝建立后，北元残余势力时而骚扰北方边塞，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成祖朱棣“天子守国门”，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共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九镇，合称九边重镇。（具体说法各家不同，但其作战一线大致不错）
明朝与蒙古方面的紧张和不妥协极大的消耗了和摧残了北方的经济并且为东北新势力的崛起埋下伏笔
后来，明朝廷在九边重镇遍设卫所，以便加强管理，各个卫所驻地便被称为“堡”。明朝中后期，为了休养生息，隆庆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开始在一部分“堡”附近进行互市。逐渐地，聚集边境的商人越来越多，这些开放通商的关隘便被人们称作“口”。
比如通向张家“口”之路（从乌兰察布通向张家口的重要通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
而所谓的“西口”，根据《清史稿》：“西有杀虎口，东有张家口”，狭义上指的便是杀虎口。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右玉县，地势险要，属于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
山西的西北出口
其实杀虎口原名“杀胡口”，因为此处位于内蒙古高原与晋北山地的边缘地区，是从内蒙古高原南下中原腹地，或者转入太行山的必经地段，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汉地王朝和游牧帝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清王朝才避讳自己，将其更名为杀虎口。
真地势险要（山西省朔州右玉县杀虎口）
后来，“走西口”的人群逐渐扩大，不仅有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甚至还有甘肃人和山东人等等。所以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而言，进入蒙古地区的通道不止一条，被称作“西口”的也不止一个地点了。
后来广义上的“西口”便泛指河北张家口以西通往内蒙的各个关隘和通道，包括陕西神木口、陕西府谷口和山西的河曲渡口等。
多款通道任你选择
为什么要“走西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是中国最早得到开发的地方之一，也是农耕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晋北和陕北地贫人多，再加上天灾频发，失地农民只得另寻出路。
明显的黄土高原农业景观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土地被极尽可能的开发起来
隆庆五年（年），明朝和蒙古部落达成“隆庆和议”后，就有一些穷苦边民越过长城，到“口外”谋生。俺答汗非常欢迎汉人的到来，还给他们提供了牛羊、土地和毡房，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汉人则帮助建设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蒙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果然杀虎口还是很管用的
这一次晋陕边民跨越长城的行为，被视作日后“走西口”的滥觞。
清军入关之后，清王朝将蒙古视作同盟，严禁汉人和蒙古人联系，并沿长城北侧划了一条东西长两千里、南北宽五十里的禁地。禁地内每年烧荒，导致此地土壤呈现黑色，因故被称作“黑界地”。
直到康熙年间，清王朝推行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人多地少的情况愈演愈烈。于是康熙36年（年）取消了“禁留令”，开始允许荒地边民通货贸易，准予晋陕农民到口外种地，大量移民来到草原谋生。
阴山脚下，农业条件比不上华北不过人总要吃饭，牧业养不了那么多人
与此同时，清王朝先后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乱，但是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这对山西商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他们不仅和平定叛乱的清军做随军贸易，还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在康雍乾时期，历史上第一波大规模“走西口”正式拉开序幕。
这其中就有晋商传奇人物乔致庸的先祖乔贵发。乔贵发是乾隆年间人，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和诚信的品德，十年之间，从当铺小伙计到一手创立“复盛公”商号。多年苦心经营下，“复盛公”逐渐成为包头首屈一指的大商号。
乔家和王家都很值得一去（来自维基百科-乔家大院）
伴随着祁县乔家等老包头十大晋商的崛起，包头城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于是有民谣唱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谁也想不到，在清中期，晋商的真正发祥地其实在内蒙。“走西口”的晋商规模越做越大，北至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最远甚至到达了俄罗斯莫斯科。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走西口”的另外一波大潮，发生在清光绪年间。
光绪元年（年）至四年（年），出现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百年难遇的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三年，涉及整个华北。晋北、陕北本身土地贫瘠、气候寒冷、缺少川流灌溉，再加上这场大旱三年，对下层民众无疑是灭顶之灾。
山西《阳高县志》记载:“地处北塞，砂碛尤甚，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在脆弱的环境边缘艰难求生（无定河上游沿岸）
人祸也在加剧灾荒的烈度。晚清内忧外患，各处钱粮缺口巨大，官员还要向生计艰难的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遑论赈灾。重压之下，晋北人不得不远离家乡，奔赴口外谋生。
旧时山西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其悲惨状况可见一斑。
山陕之间的黄河两岸确实没有多少可耕地（右岸为陕西府谷，左岸为山西保德）
“走西口”又留下了什么？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渐渐失去了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
前有沙俄煽动民族叛乱，妄图吞并蒙古地区；后有日本渗透，建立傀儡政权。再加上民国晋商的急速衰落和内蒙贸易的停顿，这时的“走西口”便以一种无序的状态存在着。
最后，就是连文字都要洗一遍（传统蒙古文与西里尔蒙古文）
而那些走出“西口”的移民们，面对着动荡不安的时局和同样灾患不断的“口外”，生活也没有了着落，便大多走上匪盗之路。从此之后，“走西口”的规模越走越小，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走西口”就此走向衰落。
虽然“走西口”衰落了下去，但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却大大改变了中西部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
从人口上看，“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导致了很大数量的汉族人民移居到“口外”。时至今日，蒙古中西部城市，如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人口比例仍然以汉族为主。在呼和浩特，甚至有80%的汉族人都是当年“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后代。
内蒙古腊铺村：走西口的过往历史名村
从语言上看，由于“走西口”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陕北一带居多，造成了现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还是使用晋语。不过在“走西口”的几百年间，由于各地晋语与蒙古语的融合，也使内蒙古境内的晋语具有了一些不同于山西省内晋语的特色。
在方言分区上，内蒙古中西部的晋语主要有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方言：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等），五台片（五台方言：鄂尔多斯部分、乌海郊区）和大包片（大同-包头方言：包头部分、呼和浩特旗县、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部分等）。
张呼片、五台片和大包片（来自wikiw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