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维/文
最近某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走西口》的文章，其中多有失误。如《西安晚报》元月18日在15版“文娱新闻”中，有一篇题为“秦直道贴上内蒙古标签”，副标题为“陕西文化资源正在被‘蚕食’”的文章。文中又有一小标题：《走西口》成了山西民歌。文章认为：“《走西口》是陕北民歌，在陕西人看来，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又《榆林日报》元月17日第8版“文化副刊”也有一篇题为“走西口”的文章，竟然称：“西口，狭义上主要指银川，银川有的是大米白面，银川有的是钱；而广义上的西口，则泛指以银川为中心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广大地区……”。“西口的概念模糊又清晰，笼统又逼真……”
不知上述文章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历史绝不能猜测、臆断，更不能伪造！不能因为陕北人唱了一曲“走西口”，就是陕北民歌；而写“走西口”文章的人，更应该了解榆林境内的陕北汉子，自清代以来遇到灾荒年，是绝不会也不可能逃去银川就能吃上大米、白面，就能大把挣钱，如果真这么容易，顺当，那宁夏境内还会有饥饿的贫民吗？要知道，自清代以来每遇灾年，榆林一带的饥民逃荒的路线大体上是：神府一带多去内蒙包头周边的旗县逃荒。
榆林以北和榆林本城生活困难的贫民则多在蒙汉边境做“边客”生意，如贩皮毛、牲畜、卖小杂货，或去“三边”（定边、靖边、安边）讨要渡荒；而榆林以南的镇川和绥米一带的南六县灾民多去延安的南老山（即南泥湾一带）开荒渡日；定、靖、横则因地广人稀，一般灾年可自救解决，重灾年则多去本县的南部山区逃荒；只有少数人才冒险去宁夏乞讨。清代回乱猖獗，解放前青、甘、宁均为无恶不作的土皇帝马鸿逵、马步芳盘踞，稍有历史常识应该知道。特别是《榆林日报》那篇“走西口”的文章称：“为什么把银川”叫做“西口”，就因为它在西部，有的是大米白面，所以叫“西口”。如此武断、妄语，照此看来甘肃、新疆也可称“西口”了！
《走西口》虽是一首民歌，但它在历史上却确有其事，它的历史渊源在史书上亦有相关记载。这就得从修筑榆林境内的明长城说起。
明代中叶以后，北方离乱日甚，特别是内蒙河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时称套寇、套人等。因距陕北的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六县较近，故不时入侵劫夺财物、粮食、人畜。为保边境安宁，明政府在年修筑了一条东起府谷墙头村的紫城砦，西至宁夏花马池，计一千七百余里，横跨陕北六县的明长城，（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未能连成一体），从此长城外则为蒙古族占据。虽有了这条长城（当地人也叫“边墙”，又因此墙东从墙头的紫城砦向西筑起，故“墙头”村因此得名），但并未能彻底阻止套寇的入侵（详见另篇《府谷明代边患》）
清军入关后，为防止蒙古族入寇榆林沿边六县，在明长城外划出一条宽五至六十里的有沙地段和宽二至三十里的无沙地段，由清皇室直接掌管，蒙汉均不得入内滞留的“禁留地”。
年，康熙第三次出征新疆的噶尔丹叛乱时，亲率大军从山西大同经保德县过河到达府谷，经孤山进入“禁留地”一路向宁夏西行。当看到长城内榆林六县边境汉民的贫苦和长城外的“禁留地”，因多年无人居住，林草丰茂，土地肥沃，再加地方官员的奏请垦放“禁留地”，以解边民的生计困顿，康熙平叛回京后下令：让穷困的榆林六县及周边汉民入“禁留地”垦种（详见另篇《垦放禁留地》）。而后又因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期间，绥远都统蔡成勋要求收回被汉民耕占的“禁留地”（包括土地、村庄、人口），与陕北沿边六县人民多次发生界址纠纷，因六县人民极力反对、投诉，北洋政府最后只好承认既定事实（详见另篇《陕绥界址纠纷》）
“禁留地”垦放后，不仅榆林六县人民就近随时可进入垦种，而且也引发了附近山西州县饥民的入垦，特别是府谷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与山西的河曲、保德隔河相望，于是晋西北的忻州、五寨、神池、兴县以及河曲、保德等地的贫困人民也纷纷经由府谷涌入，这就形成了一股走“西口”或称走“口外”逃荒求生的人流。
所谓“口”，实际上是特指进出长城的一些重要关口（均有军队驻守），因此把长城以北的地方称“口北”，或“口外”。历史上曾把河北境内长城各口，如喜峰口、张家口、古北口等统称为“北口”，把山西境内的各口，如杀虎口、关河口、寺沟口等统称为“西口”，以别于“北口”。因府谷还在山西以西，隔河的山西保德称府谷为河西，而从府谷要进入“禁留地”，虽无大的关口，但也还有几条小通道，这便是沿长城的黄甫、清水、木瓜、孤山、镇羌五个堡寨（与关口的作用相同，明代均有驻军）。这就不难理解，晋西北人为什么把进入府谷明长城以北的“禁留地”叫“走口外”或“走西口”了。
二人台《走西口》约在清咸丰年间诞生，由山西忻州人（姓名无考，一说由众多出口的受苦人凑合编成）编写的一首民间小曲。它真实地反映了晋西北人民，迫于生计外出谋生的凄苦情景。因为到荒无人烟的“禁留地”，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要自筹口粮，要自搭窝棚或掏穴而居，要找水源，要开荒耕种等，其艰辛可想而知。有的为避孤独还得搭伙共居，故又称这些共居地为“伙盘地”或“伙场”。如府谷境内的明长城外，现就有古城乡的周家伙盘，老高川乡有高二伙盘等地名。
《走西口》既是晋西北的山西人编写的，因此其原台词，女角一出场就有名有姓清楚地唱出了她是哪里人：“家住在太原，爹爹名叫孙鹏安，所生下一枝花，起名我就叫孙玉莲……”。男角出场后，又唱出了要走西口的原因：“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好过那穷光景”。接着女角又叮咛丈夫在过河时：“……坐船你要坐船舱，你不要坐船头……”。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走西口的途中还必须要摆渡过河，而这河还不是一般涉水就能过的小河，它就是山西与陕西之间的黄河。由此可知，从晋西北要走“西口”的故道就在府谷境内。因为从晋西北各县要去榆林市区六县这块特有的“禁留地”垦种，捷径的必由之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从山西的河曲县过河，径府谷境内的墙头村就可直接进入“禁留地”；再一条就是从山西的保德县过河，向北或向西，经府谷境内的五个堡寨进入“禁留地”。这就是被晋西北人民称之为“走西口”的故道及其由来。
从康熙三十六年到同治年间，经过百多年的垦种，禁留地内新建了不少村落，人口也大量增加，这时的荒地早已垦完，土地也渐渐沙化，“禁留地”再也不是逃荒求生的救命地，就是居住在禁留地的人们遇到灾年也难以温饱。于是外来逃荒的人们又向更北的内蒙古包头周边旗县、树林召、后大套一带揽工（打短工）、受苦（掏甘草根）以求生存。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继续把去内蒙的这些地方仍叫“走西口”的原因，这既是时代的变迁，也是历史的演绎。
二人台大约在清咸丰年间形成，流行于山西河曲、阳高及内蒙的沙县、托克托一带。府谷县的二人台是由麻镇人在清末外出逃荒时从内蒙承传回来的，后来逐渐传播在黄甫、清水、古城、墙头等村镇，在陕西全省也仅在府谷北半县流传。二人台的曲目约有二百多种，《走西口》是其传统节目。因此把《走西口》说成是陕北汉子去银川吃大米、白面，去大把挣钱则更是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