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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我们村的红色文艺宣传队
作者竺元平
我的老家，我刚入小学的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几乎没有我们好玩的地方。夏秋时节，每到星期天，同伴们只有一起上大东山去玩，不是淘鸟窝就是采野花，顺便给家里的猪呀，兔呀割点草，到了冬天，老家滴水成冰，天天寒风刺骨，我们就不能上山了，也没有了好去处，唯一盼望的就是赶快过大年，因为大年一到，大队里的剧团也就到了。
上世纪70年代，全国文艺战线上，革命样板戏正是繁荣盛行时期，像《红灯记》、《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好节目。在时代的召唤下，我们邻村的两个大队联合成立了红色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队员就是在两个大队里挑选那些嗓音好，心理素质高，有表演天赋的男女青年，宣传队的领导就是大队支部书记，服装，道具等器材由大队集体购买，拉二胡，吹笛子，打锣鼓的也从村里懂音乐的社员中挑选，这些懂器乐的人不受年龄限制，其中大部分人为中老年，年纪最大的竟有六七十岁能吹唢呐的老人，导演由村里的普通社员：高永(男)，高利(男)两人分别担任。这两个高导演从小爱好舞台艺术，又精通音乐曲谱，热爱表演，对京剧，晋剧都属内行的人，当时高永40多岁，为导演，高利30多岁，为副导演。宣传队成立以后，为了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每年到冬季农闲时节，由导演亲自组织，在各个生产队里选拔各类艺术人才，一切费用由大队负责，队员统一食宿，演职人员一律记工分，按劳动出勤来计算，这对于当时的男女社员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既能挣口粮，还能发挥特长，开展娱乐活动，干自己想干的事业。
演员们集中到一块儿后，由导演指导，手把手地从台词，动作的每一个细节，又到道具，服装，音乐设计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反复训练，强化指导，直到完善。入冬几个月来，基本能排练十多个节目，有革命现代京剧，晋剧，还有传统地方小戏等，当然也有几个台柱子的绝活儿。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排练，时间也接近了年底。记忆中有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还有几个地方传统小戏二人台。那时候的剧本，除了有现成的以外(像《红灯记》)，还有导演自编自演的二人台地方小戏《挂红灯》、《大樱桃》等。排练成功之后，时间也到了农历腊月廿几了，宣传队安排演员们放假一周或两周，各自先回家过年，直到春节后的正月初三，初四演职人员开始集合，支部书记牵头清点人数，导演负责准备，全体演职人员整作精神，准备正式登台表演与观众见面，先彩排几次，然后决定演出方案。当时两个大队有五个生产队(大西沟，押地坊，吴家村，二号，不冻河)，开始演出时，每年从第一生产队大西沟村开始，然后沿村轮流演出，一律免费，每个村大约表演两三天，如果那村有特殊情况，还可以多演出一天(个别精彩节目重新表演一次)。
一般情况下，白天上午一场，晚上一场，下午休息。当五个生产队轮流表演完之后，时间估计也到了正月十五前后，演员们再休息几天，回家过个元宵节，养足了精神，准备到外地演出，因为当时有许多外地村庄慕名邀请宣传队去演出，提前与导演取得了业务联系，今天是李家村，明天是赵家村，都是事先计划好的。那个时候，宣传队也没有交通运输工具，在哪村表演就由哪个村的马车负责接送，确保演职人员平安归来。外出表演，除了供演职人员吃饭住宿外，还得付一定的表演费，也作为文艺宣传队的一笔收入，一部分用于购买宣传队日用品(比如化妆品、乐器等)，一部分交给大队入账，计入大队财政收入。每年演出业务好的话，宣传队能在外地表演一两个月，直到春暖的农历二三月，农村开始了播种，才停止了演出。宣传队员们回村后，就暂时散了伙，各自回家，各自再参加生产劳动，算是结束了一年的演艺生活，只等冬天到来再进行又一次的排练。演职人员里比较出名的演员，直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当时的全体演职人员：高永、高利、孙占宇、吴桂宝、薛志成、赵成中、赵三、马柴、盛美华、贺健美、刘润林、高素丽、李伶俐、史凤梅、孙振发、刘忠、吴玉贵、宋全才、吴俊秀、高向前、竺子荣等(按记忆顺序排到，还有个别人一些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了前一年的学习基础。在练习巩固就容易多了，演员们台词大部分还没有忘记。虽说那时候演员们的文化不高，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但经过了演员们刻苦钻研，反复练习，最终将台词动作呗得滚瓜乱熟。当时呗，台词是最难的一件事，至于表演时的动作，台步基本不变，继母也基本不变。每年新增的剧目很少那是信息不通交通不便一切反映新社会新时代新思想的好剧本根本没有渠道来找我们偏僻的农村自己创作有缺乏创作的人才只能老生常谈已记不清了)。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进行演出排练时，大部分是原来的老队员，有时也吸收一些新秀(一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了前一年的学习基础，再练习巩固就容易多了，演员们的台词大部分还没有忘记，虽说那时候演员们的文化不高，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但经过演员们刻苦钻研，反复练习，最终将台词，动作背得滚瓜烂熟。当时背台词是最难的一件事，至于表演的动作，台步基本不变，剧目也基本不变，每年新增的剧目也很少。那时信息不通，交通不便，一些反映新社会，新时代，新思想的好剧本，根本没有渠道来到我们偏僻的农村，自己创作又缺乏创作的人才，只能老生常谈，表演一些老旧的传统剧目。再说，如果吸收一些新剧目，又得新增设备，一是经济不足，二是到外地购买设备要费很多周折，不像科技发展的今天，想买什么有什么。就这样，在那样艰苦落后的条件下，我村的文艺宣传队坚持了五年之久，直到年毛主席逝世，才停止了样板戏的表演。从此之后，我村再没有恢复文艺宣传队。
到了年，老家农村体制进行了改革，宣传队曾经演出的一些服装，道具开始向社员公开拍卖。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号子灯，李玉和的“红血印”衬衫，《沙家浜》中郭建光的手枪，“日本鬼子”的服装，八路军的灰军装，打击乐器锣鼓等等，不多几天就卖了个干净。大集体解散了，大队，生产队解散了，土地变成了个体经营。从此，文艺宣传队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只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给曾经经历过那火红年代的人们留下片段的记忆。
记得那一年，我刚十来岁，正是正月初几，宣传队来到了我们村，我们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刚刚过完春节，家里还有些白面，肉，听说宣传队来了我们村，全村的人们都沸腾了，家里仅剩的一点儿年货都准备留给演员们来派饭吃。记得宣传队员们大约有20多个，到哪里演出都是吃派饭，到了我们村，这么多人的食宿都由我父亲来安排，父亲当时为生产队长，你家三个，他家五个，专往那些干净又有口粮的人家派。记得我家也派来两个姑娘吃饭，那两个姑娘穿得很干净，长得也很漂亮，我从内心里真是羡慕她们，到了晚上看了她们的表演，真是又高兴又自豪，第二天还和同伴夸口说：“铁梅和沙奶奶在我家吃饭了!”心想，这个“铁梅”，“沙奶奶”，如果住下来，天天演《红灯记》那该有多好哇。
到了晚上演出时，舞台就设在了大集体的一个磨面机房，寒冬腊月，室外是不能搭戏台的，记得机房很大，有连通的几间房子那么大，房子中央还固定着柴油机，万能磨等机器。到了晚上看节目时，就用帆布将机器盖住，一是防止损坏了机器，二是防止油污弄脏了观众的衣服。机房的东头平地设了舞台，那时候农村又没有通电，照明用的是过去的汽灯，汽灯里先加满汽油，点着了汽灯，过一会儿就像给轮胎充气似的给汽灯充几下气，汽灯发出的光也很强，照的机房内像白天一样亮堂，全村的老小挤在机房里，好不热闹。舞台前排放几排木头当做小凳，方便小孩子坐下观看，后边的大人自带板凳，登高而看，灯光一照，黑压压一大片，男男女女，老少混杂，有大人抱着小孩，小孩哇哇大哭的，也有找不见大人吓哭的，机房内一片嘈杂。节目还没有开始，秩序有点混乱，生产队专门派了几个维持秩序的人，手拿一根长绳，嘴里不停地喊着，绳子在空中绕几下，来吓唬那些使劲拥挤起哄的人。又过了一会儿，演员们化好了妆，一切准备停当后，导演调整了一下情绪，出来开始讲话了，场内顿时安静了许多，导演高永是人们仰慕已久的名人，他会唱，会拉，会表演，40多岁，浓眉，小嘴，高个子，双眼炯炯有神，就是他这双传神的眼睛，使得节目中李玉和怒视鸠山的角色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虽然他早已离世，但他的导演形象还留在了广大观众的印象中。导演的几句开场白，博得了人们的喝彩鼓掌，他先介绍了文艺宣传队的概况，接着又讲了宣传队将来的发展方向，大约不到五分钟结束了讲话，接着一个女报幕员从幕布左侧出来，一身打扮，年轻漂亮，嗓音清脆。
“今天表演的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第一场：接应交通员。”讲完，报幕员退下，锣鼓响了起来，幕布徐徐拉开，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人：沙奶奶，李玉和，铁梅，节目开演了，人们一下子鸦雀无声，静静地观看着节目，有文化的人观看着剧情，没文化的欣赏着演员，整个晚上《红灯记》全场(共11场)，以李玉和被日本鬼子杀害，游击队员为李玉和报了仇，刺杀了鸠山为剧终。
散了场，时间也到了深夜十一、二点多，再看戏场内仍然人头攒动，有大人抱着小的又拉着大的，有口中不停责骂孩子不听话的，人们纷纷离场，最后只剩下舞台的场景。天气贼冷贼冷的，演员们也顾不上卸妆洗脸，与观众一样一溜烟地离开，到了人们家中才慢慢地洗脸卸妆，结束了一天的演出。
这就是50多年前农村老家的文艺宣传队，时光过了这么久，儿时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李玉和手举号子灯，铁梅双手抓辫子，鸠山的小黑胡子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成了我一生忘不掉的记忆，老家的红色文艺宣传队更成了我难忘的回忆。
作者简介
作者:竺元平,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年2月出生于商都县。年10月参加工作，喜欢读书、写作，曾在多家网络平台刊发十几万字的作品，被《海纳百川文苑》平台聘为副总编。
▍编辑：李宁
原标题：《革命样板戏，我们村的红色文艺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