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至鸦片战争之前）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催化剂。明朝（年-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年-年），是由满族人，在远东建立的国家，它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朝和清朝常被合称为“明清”。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论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密谱》等。在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尾，也产生了流芳百世的音乐文化，具体体现为：昆山腔、梆子腔、民间小戏、民歌小曲、说唱等。
昆山腔：“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它在元末明初时即已形成，但当时海盐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广泛重视。明中叶，魏良甫等人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声腔的优点，对“昆山腔”作了重大的创造性发挥，创造了称为“水磨调”的新唱法，更加突出了舒缓优美和细腻的风格用新的“昆山腔”演唱的第1个剧本《浣纱记》（明梁辰鱼作）上演之后，“昆山腔”遂风靡一时，为其他声腔所不及。梆子腔：明末清初兴起的多种戏曲声腔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梆子腔”和“皮黄腔”。梆子腔起源于陕西一带，故又称“秦腔”。早在明代就已产生，逐渐流行于黄河以北诸省，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梆子戏。南方的许多剧种中，梆子腔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声腔。梆子腔和皮黄腔的音乐都属于“板腔体”。这种板腔体的戏曲，音调虽较简单，但却颇为灵活。能作多层次的节奏与色彩等的变化，富于戏剧性，也便于欣赏和学习，因而深受群众欢迎。它的出现，是戏曲音乐发展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
民间小戏：大量民间小戏的兴起，是明清时期戏曲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些民间小戏，和梆子、皮黄等声腔系统多演成本历史故事的大戏不同，大都只有两三个角色（生、旦、丑），所演多为日常生活情节和民间故事，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南方的各种“花灯戏”、“花鼓戏”、“滩簧”和北方的秧歌、二人台、二人转等均属之。它们多数是从民间歌舞发展而成，也有在民歌、说唱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演出形式载歌载舞，生动活泼，深为群众所喜爱。有一些在后来也发展成了大戏。民歌小曲：明清时期，民歌小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明代中叶，“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等多种民歌小曲已在各地广泛流传。在旧有的南北曲日趋柔靡雕琢和脱离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新鲜活泼的民间创作引起了部分文人的注意，不少人从事于民歌小曲的收集和刊印，也有人从中汲取营养，创作了一些优秀的散曲。在明清的民歌小曲中，有不少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剥削压迫的优秀作品。丰富的明清民歌小曲，不仅广泛地为戏曲、说唱、歌舞和器乐等多种形式所吸收，而且直接过渡到多种牌子曲类的说唱形式。
说唱：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干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它的音乐构成多数与鼓词、弹词相近。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道情（渔鼓）曲种。明清时期说唱音乐的发展，为后来说唱曲种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清时期音乐科学的重大成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明代杰出的音乐理论家朱载，经过数十年刻苦钻研，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精密计算，创造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旧的三分损益律和旋宫转调的创作要求之间的矛盾，为音乐艺术和音乐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能大家对现代音乐都比较熟悉，甚至是从小就开始接触，对现代音乐了解也是比较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学音乐接触的大多数都是国外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却是忘记了我们中华传统音乐，不知道我们中华传统音乐的魅力，对我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知道的非常少，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早期的音乐比国外的那些音乐要更美好，只要你用心去欣赏，用心去体会，每一首音乐所表达的都是来源于生活，爱情，政治，经济，官场等，它们不比现在的流行音乐那么朗朗上口，但是我们中华文化却是不可磨灭，不可忘记，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喜欢中华传统音乐。
总之，明清时期的音乐，继续着宋元时期开始的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众多的城市以至农村集镇不断兴起的形势下，各种民间音乐形式普遍得到发展，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戏曲剧种、说唱曲种和器乐乐种，积累了无比丰富的音乐财富，为近代音乐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